斗南——鲜花王国的鲜花路

2019-01-30 14:03:39|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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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的斗南花卉交易市场。

斗南花市里的卖花男。

一粒种子也蕴藏着意想不到的生命力。化忠义把一些唐菖蒲的种球播撒在自家菜地时，没想过有一天它们会长成一个总产值386亿元的庞大产业。

那些种球是1982年，时任昆明呈贡县农业局良种场场长的化忠义怀揣着省、市两家种子公司开具的证明和介绍信，去广东省佛山市买来的。几个月后，他将开出红花的唐菖蒲插在一个有水的小桶里，捆在自行车上，让15岁的女儿化俊华到昆明尚义街卖掉。

化忠义的唐菖蒲，后来被认为是“斗南商品花卉种植的起步”。30年后，“斗南花卉”商标成为中国第一个花卉类驰名商标。

如今，斗南被誉为“亚洲花都”，是中国乃至亚洲鲜切花价格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在斗南背后， 2018年前三季度，云南全省花卉种植总面积达158万亩，全省鲜切花总产量达80.5亿支，花卉综合总产值386亿元，从业人员上百万。

2018年12月17日，《No.1亚洲花都——昆明斗南花卉产业发展口述史》(以下简称《口述史》)出版发行，这本由昆明市文史研究馆编撰的图书与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口述史一起，被中央文史研究馆列为改革开放40周年口述史丛书全国重点选题并收藏。

“口述者们用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事实：是改革开放让斗南花卉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让花农在市场经济中，从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到学会尊重知识产权，并与科研人员一起推动了花卉的科技创新。”《口述史》专家组组长、昆明文史研究馆馆员徐启亚说。花是不能吃只能看的东西，如果不是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谁能设想云南的鲜切花产量在2017年达到110多亿枝。

“斗南花卉的发展，印证了中国40年来从穷变富、从油盐柴米到享受精神产品的变化。”他说。

“花卉工厂”带来的科技启蒙

化俊华回忆，他们家刚开始种唐菖蒲的时候，村里人都不理解。那个时候，“鲜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促使他们去种花的原因是“穷”。

地处高原的云南，有强烈的紫外线、辽阔的适宜土壤，是全球最适宜花卉生长的区域之一。濒临昆明滇池的斗南村，土地肥沃，气候温润，大片的平坝和河谷全年都能种植花卉。

但是在1950至1980年间，斗南村主要种植粮食和蔬菜。在统购统销时代，蔬菜每年按指标上交后，村里每个劳动力每天挣的工分只有8角，人均年纯收入200元。

1982年，云南全面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土地包产到户，让农民有权选择在自家田地种什么。

当时在外做建筑生意的华明昇，听从了一个在昆明卖花朋友的建议，去云南省林木种苗站买了90元的唐菖蒲种在自家地里，后来这些花卖了150元。

“当年3分地的菜只能卖几百元，而3分地的花可以卖到1000元左右。” 靠种花一年就成了“万元户”的华明昇说。

如今，华明昇与3名股东共同经营着一个400多亩的大花蕙兰农场，年收入500多万元。

在化忠义、华明昇等人的带领下，几年间斗南的土地上全部改种了鲜花。1999年，斗南的鲜花种植从最初的0.3亩发展到2589亩。斗南花卉市场日上市鲜花120万～150万枝，高峰时达300余万枝。

撬动这块土地的，除了政策还有科技。《口述史》作者之一、昆明文史研究馆馆员王晓洁说，采写此书的过程中发现，刚开始，斗南农民用种菜的方式种花，后来是一群科研工作者来到田间地头，把鲜花变成一个大产业。“他们是一个过去被新闻媒体忽略的群体”。

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原副所长吕春朝回忆，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他开始设法转手从荷兰引进香石竹，还借鉴国外经验栽培。

昆明植物所研究员的胡虹培育的勿忘我、满天星曾一度是斗南的标杆产品。农民告诉胡虹，一筐满天星可以换回一台彩电。胡虹听了吓一跳，“那时彩电在我们心中可还是奢侈品的代名词。”

1986年，昆明植物所研究员魏兆祥从日本引进设施和栽培鲜切花技术，用云南省科技厅提供的120万元项目经费，在昆明植物所的后山上，建起了一个占地20亩的“花卉工厂”，培育香石竹、满天星等花卉种苗。

尽管“花卉工厂”只存在了7年，10位在“花卉工厂”工作过的科研人员，如今有3位已经去世，但直至30多年后的今天，花农们都对“花卉工厂”念念不忘。

华明昇常常从斗南村走到呈贡县城，然后坐中巴，换公交车，辗转来到位于昆明盘龙区郊外的昆明植物所。这位主动找上门来的年轻人，“正合了魏兆祥的心意”。他无偿提供香石竹种苗，让华明昇用两分地来种。

吕春朝曾跟着魏兆祥多次去斗南，他们帮华明昇整地、栽苗，教他用竹子搭建大棚以及施肥和管理。“那时的塑料大棚比较矮，人要弯着腰才进得去。”这两分地的香石竹，当年卖了6000多元。

在农民眼里，魏兆祥“任劳任怨，不要任何回报”。华明昇记得，只要农民遇到问题打电话，魏兆祥第二天一定会到斗南来瞧瞧，告诉他们怎么办。那时斗南没有餐馆，赶到饭点魏兆祥就在他家随便吃点什么。

“那时花卉科研薄弱，积累太少，花农要解决的问题太多，逼着我们查资料、摸索分析，然后再教给农民。”曾在“花卉工厂”工作的昆明植物所研究员张石宝说，科研人员提高了农民种植的技术水平，同时，花农的积极性也推动了花卉科研的发展。

“可以说当年每一项花卉科研的突破，都是农户和我们共同完成的。”他说。

作为最早进入斗南的农业科学家，如今在网络上几乎查不到更多魏兆祥的资料，但华明昇至今仍记得，30年多前，魏兆祥就意识到未来市场对花卉发展的需求。他记得魏兆祥说过，“花卉一定会形成大产业。”

“听说是斗南来的，都争先恐后地买我的花”

目前，全国95%的花卉采购商云集斗南。斗南花卉产业园区有2.5万人就业。

“花卉交易中心花花世界主场馆里，只要有1个摊位腾出来，至少有10个人等着要。”云南斗南花卉产业集团副总裁董瑞说。

这个市场是一点点闯出来的。1993年，因为昆明市场需求量有限，斗南鲜花开始过剩，最便宜的时候，两枝花才卖1分钱。村里一批年轻人决定到北京、上海、广州去寻找新的市场。

那一年7月4日，15岁的鲁红伟用一张72元的票，坐了72小时的火车到达广州。当天，这些花让他赚了20元。如今已是斗南花卉协会会长的鲁红伟认为，这20元是他的“第一桶金”。

在广州的11年间，鲁红伟从一天赚20元到两小时赚200万元。广州出现了一条“斗南鲜花街”。

“我们当时有二三十人，最多时60人。” 54岁的莫柳林回忆，他们全部住在广州芳村的简陋旅社，20元一天，几个人一间，睡的是高低床。每天从机场提来的花就放在床底下或床上，人和花各占一半。

那时，每两三个月就要有一个人回家，把大家存在银行里的钱带回去。一两百万元，用报纸包好，再用胶带封起来，写上名字。一开始，他们用麻袋把这些钱装起来，后来他们才学会用包或行李箱。

闯市场的农民对花的认知非常精细。“勿忘我的蓝色要蓝到和色卡一样准确，穗子多长、延体多高、每一株多重，他们都能说得很细。”胡虹说。

在与农民的交往中，胡虹发现，农民是“不讲情面的”，如果提供给他们的种苗不好，他们就来退苗，要求还他们的定金。“农民要求我们精益求精。”

“市场的要求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如果技术粗糙是支撑不了产业发展的高端需求的。”

曾挑着担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走街串巷卖花的张耀春，1996年才到广州去卖花。他记得，“到广州后，听说我是斗南来的，广州人都争先恐后地买我的花。”

仅仅10年，斗南就有了名气。购花的人如潮水一般涌入这里。

现在，斗南村已改为斗南街道办事处。查阅资料可见，“斗南常年外出务工人数0人，外出务工收入0.00万元。”介于昆明老城与呈贡新区的斗南，在多次城市规划调整中，一直作为农业园区保留至今，没有变成商业区。

这块曾经卖菜的土地上，2018年有了交易总额12亿元的两个花卉拍卖中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交易总额53.6亿元的斗南花卉批发市场，成为我国最大的专类花卉批发市场。

用市场的力量保护知识产权

1元、0.9元、0.8元、0.7元……6个拍卖钟上红色的价格不断地跳动，李雯碧紧张地盯着屏幕，当她要购买的花出现在大屏幕上时，她要在3秒内按下按钮，否则会被其他买家买走。

“拍花的时候心都要跳出来了，特别有好品种出现时，你不能耽误，耽误几秒钟花就不见了。”在拍卖市场做了16年购买商的李雯碧，18岁就到斗南买花再贩卖到昆明去卖，20多年来，她的鲜切花批发生意越做越大。有一段时间，她专门为人民大会堂供花。

每天下午3时，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昆明花拍中心”)的两个拍卖大厅、900个交易席位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卉批发商都会像李雯碧一样聚精会神地盯着交易钟，以平均0.001秒的手速，拍下他们看中的鲜花。他们每天完成300万～350万枝的花卉交易。这里决定着全国乃至东南亚各地第二天花卉市场价格的走势。

昆明花拍中心总经理张力介绍，花拍中心作为中国第一个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不仅是一个斗南花卉进入国际市场、与国际接轨的平台，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种苗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张力介绍，培育一个花卉新品种通常需要5至10年的时间，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和研发人员的科技创新，每一棵种苗都有知识产权。

30多年前开始种花的花农并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产权，靠自己扦插繁殖来降低生产成本。

“一个玫瑰新品种8年才培育得出来，但花农拿来后一段一段剪下插在土里就扩繁了。”张力说，一棵玫瑰的专利费是8元，自己扦插繁殖的玫瑰只卖5角。高昂的专利费成为了花农无法逾越的经济障碍。

2000年，昆明举行首届国际花卉展，国外一些育种家带着新品种来参展，但这些品种很快就被“山寨”了，国外育种商拿不到1分钱专利费。

由于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国外育种商对中国进行了封锁，不让新品种进入中国。前些年斗南种植的玫瑰，大多是专利期已过、被欧洲淘汰了20多年的品种。

“当时我们去欧洲，外国人跟我们讲的都是知识产权保护。有的育种商听说是云南来的，甚至不接待我们。”张力说。

为解决这个痛点，昆明花拍中心提出了“用市场的力量来保护知识产权”。即育种商、花农、拍卖市场签署三方合作协议，拍卖市场从国外引进品种，然后提供给农户，农户生产出来后送到拍卖市场交易，通过每笔交易扣下10%的专利费，分期支付给育种商。

但这一方案一开始应者寥寥，花农、花企、花商大多不愿为这一从没有任何地方采用过的方法承担风险。

而且彼时的花拍中心还在经历冷场和亏损。2002年12月20日，中国的第一场花卉拍卖在花拍中心开拍时，有的花农从100公里以外的玉溪市把花拉来，有的花农租车敲锣打鼓插着彩旗把花送来。

张力当时担任首席拍卖师。他记得第一天的拍卖结果非常“不堪”，60万枝花，全部以0.3元的低价拍出。有些买家将拍到的花拿到旁边的对手市场去卖，0.4元一枝，赚了1000多元。

第二天，拍卖市场的花从60万枝下降到30万枝。后来最少的时候，拍卖市场一天只有几万枝花。在此后的5年间，拍卖市场的价格一直比对手市场的低。

但即使如此，拍卖市场也没有放弃对农民的说服，同时他们不断从国外筛选引进新品种来测试，并从中选择出一些向市场推广。

2013年年底，昆明的一场大雪使玫瑰产量下降了50%，眼看2014年情人节的玫瑰将供不应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些消息灵通的花商立即办了签证前往荷兰、肯尼亚采购玫瑰。尽管进口的玫瑰价格不菲，但在情人节当天全部卖光。这个信号让敏锐的花商发现，品质好的鲜花有极大的消费市场。昆明花拍中心储备的新品种受到了购买商的关注。

“在这个公开透明的平台上，蝴蝶效应显现了出来。”张力说，消费者喜欢新品种，批发商就关注新品种，市场价格一高，农民就愿种新品种。这就是市场的感觉。

经过10余年的努力，昆明花拍中心自创的收取专利费的方式得到了市场认可。如今，已有10余家国内外育种商、2.5万多户种植商、3100多户购买商加入了昆明花拍中心的合作体系，70多个新品种得以推广。

2017年，花拍中心为国内外育种商代收专利费840多万元。张力分析，2018年代收专利费达1400多万元。

“这一方法极大地扭转了国外育种商对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不保护知识产权的印象。” 张力说，“现在我们去欧洲，一些育种商会主动邀请我们去看种苗。”

品种是花卉行业的制高点

2018年，一款投入160万元、4年才研发出来的名为“金辉”的玫瑰，在云南推广种植了1000余亩，年产量5000万枝以上，收取专利费近200万元。

色泽亮丽、红边橙色的 “金辉”，是用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董事长段金辉的名字来命名的。它一直是花卉拍卖中心的爆款，价格是普通品种的2倍。

当过铁匠、开过货车的段金辉，2005年3月开始在家乡云南玉溪市通海县种下10亩玫瑰。10年后，他所创办的云秀花卉公司与云南省农科院共同选育出3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玫瑰新品种。

在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副所长李坤崇看来，“品种是整个花卉行业的制高点，对花卉产业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

他说，尽管近年来国内新品种研发的速度增快，但目前国内90%的品种，还是要依赖从荷兰、以色列、德国、法国等花卉种植大国进口。要使用这些品种就要支付高昂的专利费。花卉产业发达国家由此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并控制着世界的花卉贸易。

抢占制高点，成为近年来云南各科研机构和花卉企业的主攻方向。

李坤崇介绍，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利用7个国家级、7个省级研究中心和创新创业共享平台，支撑服务了10多家传统观赏园艺企业向创新型企业转型升级，其中10家企业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有50多家公司和团队入驻他们的国家级众创空间。